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西单三味书屋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姜奇平 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(下)  

2009-05-24 14:28:01|  分类: 已整理讲座内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(下)

——网民的自然权利论

姜奇平

(2009年5月9日)

 

政治权利与自然权利的区别

根据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,个人与社会矛盾,也就是公与私的矛盾,从理性中产生,又在理性中解决。理性的背景和前提是同质性,而非异质性。卢梭绝不承认异质性、个性化的存在,这和我们当前观察到的现象完全相反。在工业化时代,卢梭的理论是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,但是今天解决不了权利增量的问题。让我们来看卢梭理论的毛病在哪里?

第一,卢梭的权利观把人类行为和自由意志简化为理性。正如列奥·施特劳斯分析的,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“表明这样一种理性法则的特质”,“它所指向的不再是自然法”,而“是企图彻底将理性法则独立于有关人性的知识的结果”。施特劳斯认为,卢梭对人性的概括(的精华)只在现代性这一块,超出现代性的是有局限的,主要是表现在理性这个问题上。

第二,卢梭认为,以权利形式表现的个人自由,不是全部自由,只是其中的社会自由。施特劳斯对此攻击:“卢梭不再把理性的法则看作是一种自然法”,在他看来,“我们的欲望就通过‘普遍化’,亦即通过被看作是同等地约束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某种法则的内容,将它自己转化成为了一种理性的欲望”。这句话,你可以理解为“把我的权利和你的权利不加区别,可以像钱一样可以交换”。可以交换的前提,是把所有个性化的、多元化的东西去掉,然后才能建立社会契约。所以施特劳斯把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区别,表述为古典自然权利论与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区别。如果不钻那么深的话,可以理解为,古典自然权利论相当于异质性和同质性不分,或者异质性的状态。但是无论是对于霍布斯还是卢梭,现代自然权利论都建立在同质化的基础之上,所以施特劳斯说这是“把正义与合法相等同”;把“神圣之物或自然之物”与“人间事物”相等同。

这里说的“合法”,指的是同质性的权利交换,权利和义务的对等,权利建立在原子化契约的基础上。那么,人间事务实际上就是指同质化的事务,而没有个性的事务。这里说的“正义”,在施特劳斯眼里是个古典概念,苏格拉底式的概念:某种正义是不可交换的。比如说,你要“请佛像”而不是买佛像”,因为神圣之物不能用其货币价值衡量,一说货币就同质化了,不就是亵渎神灵吗?

施特劳斯理论中,这一点是对的,但他得出的结论的错的。他提出:我们不是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,而是要回到古典时代。古典时代所谓“正义”和“神圣”都是形而上的异质性,而我们说的后现代是一种形而下的异质性。施特劳斯最好的概念是罗马军团——罗马全体人民像一个人一样,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。

我们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出,要想解决网民权利问题,实际上要突破整个第二次浪潮对权利的界定,并从卢梭入手。第一,《社会契约论》否定了异质性存在的价值。《社会契约论》的主张是,个人将自由让渡给社会,并通过履行义务换取在社会行动中获得自由的权利,从而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取得统一。卢梭认为,“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,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”,而且人们“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,以及保全自己所有物的更大力量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我跟别人交换的是同类项,我并没有损失什么,也没有把自己真正不同的地方和别人换,所有的社会契约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。

这个观点特别适合单一品种的大规模生产。这种权利结构和工业化的生产结构是高度一致的,但和我们今天说的互联网是不一致的,互联网强调个性化、感性、异质性和多元化,在卢梭的理论里边完全找不到根据。按照卢梭的说法,如果把现代自然权利观划分出前一段和后一段的话,他的理论在后一段就遇到了极大的障碍,如果这个障碍不突破,我们今天这三亿人的权利就没有着落。时代已经发展了,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17,18世纪的权利概念,来界定我们网民的权利,这就是我从事互联网多年以来的深刻体会。虽然我们在现有的现代性范围里,民主、权利等问题还没有解决,这不等于说我们要等那些问题解决后再进入第三次浪潮,没有人等你的。

第二个,《社会契约论》否定了有机论。从笛卡尔开始,人就被当做机器来理解,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否定,而契约式的联系被认同,意思是咱俩哪怕是两个机器,也可以彼此联系,而不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调解、协商、对话方式。这是个重要的局限。订立契约的前提,必须有明晰群体的分界,但这在互联网上行不通。互联网具有中医经络的特点,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。

比如两个人建立契约而进行交往,雇律师的成本特别高;而支付宝没有用契约,实际上用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中的“信”。举个例子,如果你给中央企业贷款,你觉得每个企业主都是个骗子,于是采用一个办法,三个人一起贷,而且三个人都得认识,你一个人骗了,他们俩替你还,突然这三个人都成好人了。用法国的话说,这叫社会资本,也就是信任加关系,信任起的是降低缔约交易费用的作用。社会资本直接反映为社会网络,也就是我们互联网的本质。

正是由于卢梭理论留下的隐患,整个现代性的实践或第二次浪潮的实践分成两支,一支是极权主义,一支是欧洲的自由主义,也就是说尊重集权和尊重个人。因为卢梭强调的是同质化,取消不同,就剩下是“个人代表社会,还是社会代表个人”的问题了,或者说,就剩下“让共同体来主导个体,还是让个体主导共同体”来解决公私矛盾的问题了。这就是整个工业化本身的政治权利的局限性。这种局限性在一开始是必要的,推动了从封建社会或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,却无法适应互联网的世纪。

正是由于施特劳斯对于古典自然权利和现代自然权利的区分,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,多元化和自组织的原始丛林式自然权利,被整个工业化所边缘化和非主流化了。我们现在网民遇到的矛盾,不光在中国遇到,在美国也会遇到,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谈论的边界了。因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都是在第二次浪潮期间崛起,都认为人的权利应该是同质的。我们今天需要超越这种观点,才能真正为网民找到一种新的权利基础。

这时候,什么观点会重新焕发出活力呢?一个是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提出异化的问题。异化的本质是,权利的代理人异化于权利的委托人。另一个是古德诺在威尔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“政治和行政二分”理论。行政就是代理人或官僚,政治就是委托人。由于专业化的需要,委托人把权利让渡给更能干的代理人,然后才产生社会分工和整个现代化的发展。卢梭的理论则认为,政治是代理人。卢梭思想的本质,在于我们要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中间人,由一个官僚、企业、精英或艺术家的机器体系来代表我们,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我们的个性取消。

大生产当然要取消自己的个性,否则解决不了成本问题。所有的农民都是用个性化的订制方法生产,但为什么不经济呢?因为缺乏规模效应,成本下不来。但互联网不承认这点。你看网民见了精英就骂,好多精英没有经验,一骂就骂慌了。我就不怕,他们就骂我吧,他们哪天不骂精英了,简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他们不要你当他们的代理人。

我们回过头反思民主制。按照韦伯和博比奥的观点,自由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,一种政府形式,把定期选举、全民投票等作为主要内容。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,代表制度不管怎样组织,都是远离公民控制的团体统治。环节一多了以后,这些人就自己吃了、自己喝了,不管你了,忘了他的宗旨是什么了,忘了最初谁给他权力了。我们把它称之为工业病,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金融危机,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贪污腐败、官僚主义等现象。现在,当全世界出现了互联网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力基础,就像启蒙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蒸汽机一样,往反方向走了,回归公民控制了。所以我非常赞成汪丁丁《回家的路》的书名,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。

 

更高的自然权利

首先我们要界定,什么是更高的自然权利。从本质上说,政治权利是自然权利委托的代理权利,而网民的权利超出这一范围,包含着从政治权利复归的自然权利,我们称之为“更高的自然权利”。

复归指的是什么呢?政治权利(特指现代自然权利论里的政治权利),是自然权利委托自己的代理权利,但它本身存在问题,我把权利代理出去后还要拿线牵着,不牵着他们就要闹。但是怎么制约呢?我在文章中说,监管不起任何的作用。为什么?因为监管的前提就是委托代理,并不改变这个结构。后现代的思路则改变这个结构,是从体制上让代理人逐步收回权利,用马克思的话叫“人的复归”。

更高指的是什么呢?就是相对原始丛林式的自然权利而言。原始丛林和现在一样,都是在家办公、多元化、个性化、订制和自组织,难道我要钻回丛林去吗?等到四种网络信号(无线、有线、局域、广域)都弄好了以后,我就可以在草丛里办公,一边研究高科技,一边研究桃怎么种、长虫子怎么办?我不是回到周口店了,我是回到了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环境里。在美国硅谷,我感觉到处青山绿水,没有先污染后治理,根本不走工业化的路子,从葡萄园一下迈到了信息经济。印度的班加罗尔也是那样。更高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更多的钢铁和大桥,而是在走了一圈整个现代化以后,为你的委托人服务。

这时候我们才看出,网民的行为是有意义的。如果他们是暴民,就应该被“咔”一声掐住。事实是这么回事吗?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有一个历史判断。网民的基本权利,实际上是由现代性的政治权利和更高的(后现代)自然权利共同构成,为了切这个网民之题呢,我们把现代性“悬置”(胡塞尔的说法)了,意思就是我不表态。在现实的工业化里怎么实现政治民主,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你们去吵吧。我们认为这是传统问题,虽然没有解决,但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增量改革,用新的增量来解决原有的问题,这是我们的主导思想。虽然我们互联网界人士平常不会说话,但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今天讲讲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产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?和大家平常的考虑可能不一样。

我们需要辨析一个问题,“更高的自然权利”跟我们过去说的私权是什么关系?过去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论的无非是公权和私权的问题,我们则划分了两种私权:现代性意义上的私权和后现代意义上的私权,或者说第二次浪潮的私权和第三次浪潮的私权。前者是同质化的私权,后者是异质化的私权。我们还划分了两种多元化: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多元化和自然权利意义上的多元化。我们认为,改革应该从后者首先突破,而不是去盘整存量,盘整存量最后就变成了人斗人,解决不了问题。

如果把群体分成公民、社会团体、网民群体(又可分为实名网民群体和匿名网民群体),再按照它们之间的权利对比,来划分公域和私域、公权和私权。过去我们说的民主指的是公域里的民主,在同质化政治权利的范围内,发生的公权和私权之争。目前多了这么一个增量,它如何和以前的板块进行这种博弈?后边如果有时间,我还会讲博弈形势图。

我们切记要把私域部分单独拿来看。过去因为没看出私权和私域之间的关系和区别,有时候管制就进入私域了。比如说,前段时间有人说“老鼠爱大米”低俗,我们搞网络的觉得这都特老掉牙。当天我就反驳说,再过30年,这都是老掉牙的东西!当初我们认为邓丽君低俗,后来邀请人家到大陆来。首先,你管得着吗?它只是把爱情比作老鼠,你就接受不了了?我们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概念,在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适合管,什么东西不适合管;即使那个东西要管,它是好还是坏也得判断一下。

我们通过后现代民主扩大人们的自由,就是在工业化已经给人们带来的选择自由的基础上,更加提高。扩大的范围是什么呢?按照当时的《社会契约论》,被卢梭遗漏的个人自由包括:人的可行能力意义上的自由、人的潜意识的自由、达到高峰体验的自由、人的精神文化自我实现的自由、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等等。这是阿玛蒂亚·森意义上的自由。可行能力理论是阿玛蒂亚.森提出的多元化权利理论,其要点是,不能用发展来替代自由,同样的发展可以对应不同的自由价值,同一笔钱可以带来不同的快乐水平。人们不能在效用层面上,而应该在价值层面上,或者用我们过去的话说,就是主观价值层面上进行选择。

过去我们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做梦,现在好多隐私都跑到网上面去了。博客相当于大白天做梦,把自己的梦都给表达出来了。那么,在潜意识自由的层面,当你处在摄像头的包围之中,哪些是自己权利的边界,哪些是别人知情权可以侵入的地方,这些都需要界定。在高峰体验自由的层面,有人说我挣了很大钱,获得很多财产和人身自由,但这是真正的自由吗?这是生存和发展层次上的自由,而不是自我实现上的自由。卢梭没有点到这一点,从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再比如,小男生、小女生推崇个性,讲“酷毙了”“帅呆了”,你就觉得低俗吗?有人说,治网瘾要跟戒毒一样,我看这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,再过十年、二十年你就会觉得可笑了。

以上这些自由,用阿玛蒂亚·森的话说,就是多元化权利。这个权利已经不是同质化权利了。同质化权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,在经济学里对应的是效用,而这些自由是一种价值,是个人的个性,是每个人都不可通约的这个部分。这部分是被工业化时代的民主理论遗漏掉的,我们先把这部分释放出来,它会带来一次新的社会变革。

互联网提供了一种“相反契约”的现实可能性,在个人把自己交付给社会之后,再从社会赎回自身——按照不可替代、不可通约的个人价值,重新评判和扬弃社会自由,从而把社会自由变为一种与活的个人对价后的新的自由。也就是说,你需要把不该管、管不了、管不好的事情退回,让公民社会重新建立这个领域。

所以在现实中,互联网要解决国民幸福指数的问题,日本将其叫做“和新的明治维新并称的伟大历史转折”。日本提出,当社会发展到第三次浪潮的时候,人的价值标准就是国民幸福总值,又叫酷总值。酷是幸福的离散值,也就是个人快乐值。个人快乐或不快乐,而不是有钱或没有钱,也不是吃得饱或吃不饱,决定这个社会价值的高或低。而你没有达到5000美元的线,就提不出这些问题,也不该提出这些问题;但是我认为在中国,至少在发达地区,在高收入人群里边,有三亿人群已经慢慢进入这领域了,所以这问题到该提出的时候了。

我们于是提出“异质性的权利”,这个概念源远流长。比如西方“失乐园”“复乐园”的观念,比如马克思在26岁时提出“复归”的概念,比如胡塞尔提出的“生活世界”的观点,比如利奥塔、詹姆逊、马尔库塞、列斐伏尔提出的“日常生活”的观点,比如柏林的“后现代自由主义”的观点,再比如后现代公共行为学派的观点,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。

按照詹姆逊的观点: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地域上的占有后,开始对大自然和无意识进行征服,国家的权力通过无数权力分枝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,最后又上升到了国家权力的表层。从这种意义上看,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建设具有了重要地位——从维护自由的角度说,微观领域也在争取着自身价值存在的合法性。这和中国的现实很相近。

网民现在可能没有政策意识,不知道现在如果不争取权利,过几天就会越过越难受。他们一会给你来个“实名”,一会给你来个“记录”,你刚一动,“啪”一个黄牌警告,“啪”一个红牌警告。我们看到,徐州出台了一个规定,说网民要是搞“人肉搜索”什么的侵犯了别人,就让你半年不许上网。这个政策特别有创造性,我觉得美国也应该学习学习。你不争取自己的权利,别人就来挤你,你就开始不尽义务,开始乱来,这样其实对网民自己没好处。现在本来不该打架的都打起来了,只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掂量双方利益造成了误会。一个社会如果连权利都界定不清楚,这社会能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吗?

我们再来看看后现代民主的特点。过去我们老觉得,后现代都是搞破坏,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。后现代有强烈的建设性,比如它强调个性化和有机互联,这在经济上就很明显。现在出现了个性化订制,使我们可选的品种更多,选择的本质不就是自由吗?通过后现代使我们的自由扩大了,有什么不好?后现代也具有反政治、反组织的特点,但它不是反一切组织,而是反机械组织。克鲁泡特金(俄国革命家,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——编者注)在《互助论》里写道,我们反了组织以后,原始人并非就没有组织了,他们在丛林中,也会形成一种自发的自我保护组织。后现代并非反对一切政治,它反对的是代理政治,它希望直接的民主实践。我们可以看出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互联网就是这种,因为它没有体制的保证而体现权利的直接性。

实际上我们更进一步看出,后现代的本质是将民主建设和人们微观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了,我认为这是比启蒙运动更伟大的进步和贡献,也是当前人类一种新的历史潮流。过去你看那些人搞空头政治(我把他们称为“空头政治家”,也许这样太苛刻了),离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,离开了人们的切身利益,空谈政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问题应以日常生活领域为重,并建立一种相应的民主政治规则,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

 

更高自然权利的原则

第一,善先于权利的原则。“善先于权利”是异质性的前提性命题。因为我们已经把权利界定为同质化的权利,所以善是超越于它,也就是异质性要先于同质性。这样才能给网民权利一个哲学基础。我们反思卢梭的局限时看到,他过分强调可交换权利的价值优先性,就在理论上堵住了互联网向个性化、异质性方向发展的上升通道,限制了网民权利的发挥。我们必须把这点疏通。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卢梭,卢梭在他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,只不过今天他已经不能解释新的增量,所以要突破。

第二,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。一切政治都不可能是空头政治,它一定要切合语境。比如我们要说监狱制度不合理,就从“躲猫猫”这件事开始,再如我们要说流动人口户籍管理不合理,就从孙志刚事件开始——这是网民的一个巨大特点。我们上一代人有很强的抽象能力,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都过滤后就开始空谈政治,今天全都不是这样。我们不是四年一次地讨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,而是把这四年掰开揉碎成无数个7(天)×24小时,看看每天每刻你们是不是照原则来做。如果你在24小时里的23个小时里都没有符合原则,我们就不相信你了。网民不谈虚的东西,而把抽象的所谓“政治权利”具体化,所以他们能聚集起力量。

第三,以图示为桥梁的原则。这就是说,互联网要兼容感性和理性。这不是绝对地瓦解宏大叙事和抽象议题,不是只注意眼前的事情而不注意长远的事情。在这点上,我和后现代的观点还有差异。很多后现代尤其是解构的后现代,就是搞破坏,觉得没有普遍的东西,只谈眼前的东西。我认为还是感性和理性要结合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绝对理性,而不反对普遍性,但认为普遍性不能脱离体验而存在。互联网肯定的实践规则,应是有限重复博弈中演进生成的共同知识,以此作为共识、共建的基础。

第四,悬置绝对理性的原则。刚才我提出了把现代性悬置,既有理论上的考虑,也有现实上的考虑。互联网反对把经济人理性作为指导经济伦理的原则。不是因为它不能存在,而是因为它不能现实地存在。因此,对经济人理性的合理态度,是扬弃与悬置。就象我们明明知道,极限值不可达到,但既不否定它的存在,也不把它当作现实。

第五,网民权利的实现形式。今天实际上进入了波普所说的世界Ⅲ,或者叫信息空间、第三个空间。在第三个空间里,权利具有和信息密不可分的性质。福柯(法国哲学家,后现代主义者——编者注)认为,话语权是一种权力;在第三空间里,它这个事情是真的,它就变成真的。离猥亵女童的林嘉祥近的官员,说他是个好官员;但今天一亿个网民说他是个坏蛋的时候,他就已经翻不过身来了。网民厉害在哪?他没有权也没有钱,但是他有这张嘴,这张嘴可以赋予他一种权利。

马克思老说从人的异化复归到人的本性。但是具体怎么回?马克思想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上复归,但是回不去,在一个集中生产的生产体系之下,怎么会造成一个分散的权力效果呢?这是悖论。但是今天解决了。如何通过话语的实践来去重新界定权利、实践自己的权利,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最到位的,一本是《后现代公共行政》,一本是《公共行政的合法性》,一本是《公共行政的语言》。这三本书都是从后现代的语言实践的角度写的。它们认为,语言就是权利表达和主张,就是“此时此地什么东西有价值”。

我跟这套书的主编吃饭聊天,说这三本书像红楼梦一样特别有意思,自己看得如醉如痴。他大吃一惊,说在美国上这种课,不超过十个人听课,哪怕在美国,这都是前沿的前沿。但我认为,依据中国的实践,中国人要超前考虑这些问题。书里提出了话语的正当性问题,也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呢。我不说那种四年一次的投票不好,这些理性化、工业化了的让别人去做吧。我们要做的是,在每时每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取得一种价值认同——对于你的行为和主张,我到底认不认同。你这官员上台时说精神文明,到台下就猥亵12岁的小女孩,我就认为你(前面说的话)是假的,就有话语权说你。于是所有人都不谈政治,就谈为什么你猥亵小女孩。

这很像语言里边的一词对多义现象:一个词有其普遍意义,但在每日每时的运用中,这个词有其具体意义。官僚制觉得根据上下文决定词的意义,成本太高了,干脆只取那共同义,把歧义全部略掉,这就是卢梭的策略。那时候生产力、生产方式不高,没办法。但今天有了互联网、电脑,就可以一对一地实现个性化。因此我要确定,这个词在这一天是什么意思,那一天又是什么意思。比如一个官员今天谈为人民服务,也许和他明天谈的就不一样了,你允许他有不同的反映。刚才我谈得很复杂,简单点说:首先,就是把“为人人服务”作为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基础。如果我们拿了70~80%的资源后,只能为人民服务,却不能为一个一个的人服务,大家就会端起饭碗吃饭,放下饭碗骂娘,因为每一个人的具体问题没得到解决。

其次,工业化的逻辑是,所有的个人都不高兴,最后加在一起社会就幸福了,互联网时代必须打破这种逻辑。在工业时代,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手段,为了实现某个被认为正确的目标,如果这个目标正好赶上个希特勒怎么办?那你全民族就报销了。这个逻辑在工业时代是不可避免的,你不是服从希特勒,就是斯大林或罗斯福,总而言之得服从一个代表你的人,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。农业是解决生存问题,工业解决发展问题。工业产值的比重相当于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,当它的比重占到30%的时候,你就要拿出70%的资源解决一个一个的人的问题——这个界限就是5000美元——个人快乐不快乐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

我们过去说“为社会做出牺牲”,那是因为大家共同的“坡”没治好,但是今天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建成了,工业农业都搞得不错了,你还让我按物质的思维搞就不行了,我需要多元化的选择。权利只是起点,最后我们要什么呢?我们不是为权利而权利,而是为幸福而权利。Happiness在英语里的意思既是快乐又是幸福。微观的幸福叫做快乐,宏观的快乐叫做幸福。为此我提出一个概念,让一部分人先快乐起来,先快乐带动后快乐,最终实现共同幸福,这就是网民权利最终它要实现的目标。网民在网上今天说这个,明天说那个;今天唱歌,明天作曲——他们在用自己的形式在实现自己的快乐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采取不当的形式去灭他们,最后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今天我们要在网络治理中要接受自然权利多元化的问题。但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争议的,阿维格尔和朱学勤就担心,如果我们不在公共领域,也就是传统的现代性的领域里进行存量调整,光调整增量会不会造成错位。他们认为,公共领域并不因为个人在私域活动空间的扩大而建立起来。还有一种更要命的说法,后集权主义劝说人们,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的公民自由和权利,大家都明白我这指的什么。

从历史上看,这两个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,但是我认为:第一,我刚才说悬置而不是不解决现代性的问题,但你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增量,我认为是错失历史良机。第二,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,要把自然权利当作政治权利本身,我只是说,自然权利是政治权利的一个增量。他担心的是把两者划等号,我们回避它就是了。

但是作为反击我会提出,中国在历史上走过增量改革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道路。不是说搞存量的想法不好,而是说如果那个问题解决不了,我们是不是就坐在那什么也不干呢?所以我认为,在这种自然权利的领域里,发育网民的多元化自组织能力的最大意义,在于用新的力量推动旧的矛盾的解决。第一,可以为将来的变革提供供给的能力。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来处理多元化,就会变成第二个泰国了,这个刚把那个赶走,那个再把这个赶走。一个台湾小孩说他要学武功,因为长大要当议员。我们能不能不让他学武功,让他学会在网上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权利,以后也可以当议员呢?第二,为了引领变革,它可以创造需求,这点我不深谈了。

因此我提出一个主张,互联网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特区。它特在什么地方?它特在恰恰不是在存量范围里,和现有的既得利益者瓜分权利;而是在增量的范围里建立新的规则。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之中,网民的主体价值的多元化的权利,应该成为改革的增量。

最后我们可以把理论都忘掉,想象一下今天网民是种什么情况。当央视大楼着火后,网民出现了全民狂欢式的场景,这值得我们深思。不管今天你是一个在位子上的人,或者不是在位子上的人,你要敢忽略三亿人的权益问题,敢忽略像美洲大陆或欧洲大陆那么大的权利问题,那么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反过来说,明智者建立规则,渐进改革,通过增量,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现在的事情办好。这就是我今天讲座要实现的意图。谢谢大家。

 

主持人:我们都知道,阻碍我们国家发展的最大一个思想障碍,就是几千年来的大一统思想。互联网的出现,无疑是对大一统观念的解构,是对个人权利、对多元的张扬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互联网的出现,肯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,谢谢大家光临听讲。

 

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,未经演讲人审阅,如有疏漏,敬请谅解。

整理者:陈源 梁嘉琳

 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101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